世間少了一個快活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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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經驗模塑性情

我們往往都是自己的歷史的奴隸。

背景、生活習慣、口味、世界觀、處事方式等等,莫不是後天社化的影響。

回想起來,今天的我不但是過去的我的延續,還在許多方面是童年少年的經驗模塑出來相當必然的結果。

大學畢業那一年,唸英國文學的師妹對我說:「人生,30歲以前是text(正文),以後是footnotes(註釋)」:當時我聽來似懂非懂,拍案叫絕。現在50歲了,覺得頗有深刻的道理。正如詩句一樣,此語可以作許多不同的解釋。一個不知道那句話是她想出來的,還是引述某智人的的雋語,不過又有甚麼關係?

朋友同事有時難以理解我何以那樣想、那樣反應、那樣行動,記者和節目主持人往往也問及我某些觀點是如何形成的,其實答案可能在於童年少年的經歷。

相信有三個因素模塑了我的性情。

第一是家庭背景:溫暖、有生氣、平穩、物質精神方面還算豐足,典型的戰後香港土著無產階級,全職媽媽,三代同堂。雖然也有時捉襟見肘,大人也偶然鬧意見,跟鄰居朋友的關係未算十分和諧,總可以說是相當理想,非常難得,不算太「溫室」,不時有感性的衝擊令我們成熟,例如爸媽和朋友的錢銀糾紛,每隔兩三年有親友去世等。大概開頭十多年這樣的生活環境,有利於形成有安全感、積極、擁護現存制度的性情:加上身為長子,爸爸自小鼓勵我去投稿給報刊、參加各種比賽,站到台上曝光,又有弟妹鄰居兒童做「跟班」,有助於培養自信心和領導能力。

第二個因素是在10歲時加入童軍,在小學及中學的童軍旅中擔任各種職位,到20歲時才退役;13歲時,隨媽媽受洗入天主教。這兩種「身份」都全情投入,而二者有些共通的地方:重視紀律與服從(至少當時我所理的基督教是如此),重視靈性生活。本來軍童並非宗教組織,卻鼓勵參與者實踐自己的宗教,而且更重要的是(至少直到1960年代為止)童軍活動都十分野外取向,我們頻頻有機會在相當「純」大自然的環境裡不期然地體會到宇宙力量的神奇偉大、生命力的莊嚴神性。這些經驗令我傾向苦行僧式的生活,輕視物質享受。

第三個因素是長大的生活環境。

我是在深水埗出世的,也在深水埗的一幢4層舊式「唐樓」裡度過了生命開頭13年,成長的環境,大概跟1950年代本港一般市區的中下階層孩子沒甚麼分別。

唸中一那年,那幢樓要拆卸改建了,家裡沒有很多錢,爸爸的同事介紹,租得沙田大圍山邊一間石屋。

於是我們全家人的生命驟然轉變,由文明返回相對來說很是原始的狀態──溪水、蛙鳴、樹林、蛇蟲鼠蟻、蚊子、菜田。天天放學就好像到郊外旅行露營,離棄「繁華」與「俗世」。

從此,附近的山野成為了我和弟妹的遊樂場:樹叢可以追逐、捉迷藏,山坡可以遠征,一潭清水可以游泳放小船捉蝦,還是常有機會研究自然生物,例如有一次在屋後打死了一條母蛇,爆裂的肚裡爬出幾條原子筆大小的BB蛇,弟弟找個玻璃瓶養著牠們,用死蒼蠅白飯等餵飼,結果還是只養活十天八天。

我們有自己的狼狗(以前住在那兒的屋主留下來的),還開闢了一塊小小的田,甚麼都放下去試種。沒想到,種植就是那樣與我結下了一生的緣份,晃眼快30年了,今天我還是像那時用小手自己闢地備耕時一樣,被植物生長的奧妙所迷醉,與植物交往時得到說不出的滿足喜悅。

住在鄉下不但接觸到比較純樸熱情的村民,享受到山間的和諧樂趣,還與大自然建立起密切的關係。我們習慣了冒著烈日或暴雨捱苦頭,到井裡打水吃(因為比自來水甜美得多),飯後在門前的溪水裡洗碗碟,坐在竹林裡的上看白雲或繁星,談天說地……。

爸爸當年作了那個不尋常的決定,舉家遷入農村,沒想到對我們會產生那麼大的影響。我很感激,很慶幸。當我的中學同學逛街看電影跳「飛仔」舞的時候(那個年代尚未普及電話電視),我蹲在屋後叢林中的清溪旁小潭石間看魚蝦在悠然生活。

 

乖乖孩子開始懷疑

第一次開始認認真真思考生命的問題,大概是唸中五的時候,會考之前半年左右。

當時午飯的光景或下課之後,和低我一班的同學張燦輝頻頻在一邊走一邊談,或是在餐室咖啡座之類的地方,一談就是一兩個鐘頭。

他是童軍團裡我的副手,私下彼此卻異常投契。我也覺得奇怪,他居然喜歡拿出生命、死亡、人生意義等問題來討論;更奇怪的是,我蠻有興趣跟他討論。

直到那時為止,人生的問題都是簡單直接的,甚麼都已印得整整齊齊在《要理問答》裡。(那本小書是當年天主教所有信條及禮儀的簡介,每一個準備入教的慕道者要熟讀通過口試,才有資格領洗。)

你為甚麼生在世上?答案是為了光榮天主,救自己的靈魂。

世界是怎樣來的?是天主用了七天親手創造出來的。

人死後往哪裡去?善人上天堂,跟天主在一起享永遠的福樂。惡人下地獄受永遠的苦。

怎樣可以得救?遵守十誡,聽教會的教訓……。

等等,等等。

對於中學時代的我來說,這些已經足夠有餘了。還有甚麼好問呢?還有甚麼好懷疑呢?

《舊約》聖經記載的種種預言,一一在耶穌基督身上應驗了。這就是無可置疑的証據,證明他是天主之子,來到這個世上拯救眾人。

我們乖乖照教會的教訓做人就是了,永遠的幸福快活作為獎品在等待著。

做神職人員不用說是得這個獎品的穩當辦法,而且我接觸到的神父修女,一個個都開心又工作得有意義,備受尊敬,生活無憂,所以由中三的時候(即領洗後一年多)開始,一直有強烈的意願,中五畢業之後就入修院,然後五六年後成為天主的司祭。

此所以忽然有個感情好又朝夕與共的同學朋友質疑我的信仰,我也不期然認真起來。

並沒有勸他入教的熱忱,反而非常尊重他的存疑(他半點也不信,堅持無神論),更因為他講得誠懇兼且頭頭是道、有邏輯,我們相當理性地一一探討各種終性的關懷(ultimate concern)的問題,包括做人是為了甚麼?有沒有來生?永恆是甚麼意義?怎樣才是幸福?等等。

如此這般,一位比我年輕的同學做了我的啟蒙者,從我們三四年長(由我中五到大二)不斷辯論、分享之中,我被迫修正、完備、深入思考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也學會了種種邏輯的遊戲規則(後來張燦輝進入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唸哲學,三十年後當了哲學系主任、大學通識教育負責人)。

即使如此,直到大一大二的階段,我仍然沒有懷疑過自己的信仰,只是相當努力閱讀、發問,嘗試由各種角度去理解、解釋。

 

糊裡糊塗進大學

說老實話,身為1960年代的天主教徒,雖然只是高中程度,我已深深體會到香港天主教會的「愚民」文化,以此為恥。

如果在當時你在任何主日踏進天主堂望彌撒(相信有極少數比較intellectual的、不開放的特殊圈子例外),幾乎可以保證:神父講道的水平不敢恭維。大部分連演講技巧也不合格,即使口才風度可觀者,智力水平及學養往往偏低。

記得唸中七的時候,我的本堂神父明白表示不願意見到我們入大學(當時每三四十個適齡的香港學生才有一個有機會),因為他說我們入了大學,就會離開教會。

這是我跟隨他五六年,看到他唯一的智慧。他這個觀察絕對正確。

可是原因在哪裡?不是天主的道理不靈光,而是當年不少神父修女們(掌權的過半是意大利人)本身學養水平不高,靈性修養也往往無足觀,講道議論滔滔,只適合習慣頭腦單純或知識水平低的人聽,我們一到了高中階段,已經覺得他們強辭奪理,持勢凌人,自欺欺人。

中七時代,我清楚覺得自己踏上主日祭壇講道,一定比大部分神父講得稱職。不是我棒,而是他們太不濟。

那個時候,由於跟張燦輝頻頻討論世事人生,也因為我自己被他引起興趣,真的想「客觀一點」認認真真反省自己的信仰,所以相當投入去祈禱、去閱讀、去思想、去寫日記自言自語檢討。可惜,找得到的中文英文書數目不多,幾乎全部都是教會八股,我也無緣碰到有神學及人生修養的神職人員。

望彌撒變成越來越例行公事。

神職人員的聲望在我心目中逐步下降。

中五會考之前,跟父母坦白說想進修院做神父。他們感到吃驚,強烈反對。(媽媽是和我一起在我4年前領洗的,直到那時為止還是個「盡責」的天主教徒,爸爸從來不接受信仰。)

照教區規矩,誰想在21歲以前進修院,必須得雙親或監護人簽名同意。

爸媽怎也不肯簽名。

我於是打算中五畢業,出來幹活三幾年,等到21歲。有位長輩介紹我進廣告公司做工,因為我一向喜歡繪畫、做美術設計,還修過美術字之類的暑期班,多年來畫了不少海報,美術一科成績優異。怎料,會考放榜,考到了二優四良,美術卻是「H」等(不合格的最低等)。

本來大概還可以廣告公司(1960年代中期廣告公關是新興行業)也沒有問題的,可是顏面無光,打消了念頭。

於是被動地選擇了唸預科。

兩年後大學入學試,還未夠21歲,父母仍不肯簽名。又被動地選擇了進香港大學。

 

建基於誤解上的宗教

唸中五時,沒想過會唸預科。

唸預科時,沒想過會唸大學。

唸大學時,也沒想過會唸碩士博士。

人生就是那麼吊詭。

更矛盾荒謬的事還在後頭呢。

踏進港大陸佑堂,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大大張白紙的金榜上,心想:唸甚麼好呢?

中四的時候,獲得全級(四班160人)的地理獎。

中學會考,地理科得到優等。

大學入學試,地理科得到優等。

誰都以為我順理成章進入大學的地理系。(後來我的地理老師知道我變了心,有點晴天霹靂,她竟在阿祥面前落淚。)

我簡簡單單考慮一下,就決定唸翻譯。

從消極方面說,我覺得唸地理沒甚麼出息:除了教書之外,地理學出身有甚麼有意思的發展?當時唯一想得到的是運用地質學知識去替石油公司尋找和開採石油,但是我完全無興趣。(如果當時中七畢業的我聽過有「環保」這回事,知道地理學日後有助於做環境的工作或城市規劃,很可能毫不考慮入行。)

但是選修翻譯還有積極的原因:想獻身為教會工作的我,相信打好中英文的基礎,日後對於傳教工作大派用場,尤其是中譯各類教會的文獻,也可做傳媒的工夫。(曾經想像過有一天會做一個教會中文電台的台長。)

於是,最大的諷刺出現了:認認真真唸翻譯,不出一年,我清楚看到原來文化的鴻溝令到翻譯在許多方面是幾乎不可能的,而宗教正是其一。《聖經》和其他文獻的中譯本跟英譯本牛頭不對馬咀,非因做翻譯工作的小組不濟(固然的確不濟),而是本質上無法做得妥當。我的總結是:整個基督宗教原是建基於誤譯之上,信念都是以訛傳訛的(Christianity is based on mis-translation)。

既然如此,怎麼辦?

離開教會──念頭逐漸明確。

為了替教會做翻譯工作而唸翻譯,結果學了翻譯而跟教會劃清界線。

信仰道理的質疑無非是脫離天主教的其中一個主因,下面詳述。

且回到思考積極問題的心路歷程。

一如以前那位意大利籍本堂神父所料:進了大學,受了一點點基本的學術訓練,更無法忍受他們那一套膚淺的教會八股。每個主日,聖堂坐滿了那種水平的教友。怎麼樣修養的神職人員和傳道員只吸引到怎麼樣的信眾;懂得思考、對人生問題要求高一點的,幾乎都跑光了。

大學生活加上兼職在中學教書的經驗,令我一開眼界,看到社會與人生都比以前在教堂裡想的複雜得多,原來值得奮鬥的事也多著呢。

 

全情兼職教學的日子

大一大二兩年,內心世界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轉變。

考進香港大學好像不難,取錄之後怎樣維生,反而是更大的考驗。雖然我們家計未至憂柴憂米的境況,但是父親做低級公務員,一份小小的收入長期養活七口(老祖母、爸媽、我和三個弟妹),已經非常勉強,弟妹們逐漸長大,支出驟增。

我沒有得到獎學金(有點失望),當年並未有助學免息貸款,一切都由學生「自己搞掂」:不好意思也大概根本沒有可能期望家庭供我唸3年大學,只有找外快,半工半讀。學費頭一兩年還是媽媽向舅父替我借來的。利馬竇堂(大學裡的天主教宿舍)接受我做宿生,也最後一分鐘退出,一方面完全沒有把握賺到宿費,一方面也因為忽然對寄宿生活不感興趣(有害差自閉的成份,也有自傲瞧不起人的成份,真矛盾),預知到自己還是喜歡做獨行俠天天去做工去體驗社會,不會投入社堂生活,更不想乖乖做合模的利馬竇人(當年的社堂氣氛相當濃厚,好像做了宿生就賣了身一樣,利馬竇堂尤其如此)。

於是我天天由沙田的家長途拔涉步行、乘巴士、步行、渡海小輪、步行上薄扶林道陸佑堂上課,下課後去教書,然後深夜回家。

沒有料到的是:兼職教中學,引起我的興趣,越來越認真,投入程度與付出的時間精神比唸大學還厲害,我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full-time teacher, part-time student(全職教書、兼職學生)。

並非對自己選的中國文學、英國文學、翻譯科目(還有被迫要修的英語使用科)不感興趣,而是大學的老師引不起我做學問題的興趣,他們不是太老(即將退休)就是太嫩(剛出道),我上課時身在陸佑堂,心卻在自己任教的中學課室和教員室。那些日子我有空就躲在位於北角那間中學的教員室為學生備課,其中一個原因是該處不但寧靜,我喜歡為人師表這個身份,覺得學生對我敬愛,而且那兒有個好用的新打字機,可以打出漂亮的筆記分發給學生。

情況越來越「糟糕」,我一天一天愛上了老師的地位、工作、使命,對大學的學業逐漸冷淡。

我同時在一所日間中學及另一所夜校中學任教同樣的科目(高中地理),學生不少年紀比我大,人生經驗比我豐富。(那間中學是全香港被逐出校或會考失敗重讀生的集中地,不少超齡、三教九流、無心向學。)夜校的學生知道我不大懂得教學法,卻有坦誠、愛心、純真,不少表示感激,課餘一起活動,給我不少滿足感,比月尾發薪還重要,雖然第一次賺錢,自食其力供自己的學費、交通、食用、零錢,也感到辛苦得非常快樂。

在這些地方教學經驗,還有工餘冷眼看校方和同事間的複雜關係,令我成熟得很快,比班裡一般同學「心理上早熟」。

 

告別純真的世界

大學生活,尤其是我過的那種半工讀大學生活,提供了上佳機會,單刀直入認識社會,尤其是社會的黑暗面。當時我的學生都不是普通的典型的學生,日校的各有千奇百怪背景(例如中五班一個男的放學後駕豪華房車四出接舞女到爸爸開的舞廳上班,書包裡有大疊流鶯玉照及價錢表);夜校的大多是白天在工廠及寫字樓上班,希望會考一登龍門,以後像我那樣貴為大學生,攀登社會階梯,他們上課大多困倦不堪,而且不習慣也沒有語文基礎唸文法中學式的課程,我的責任是盡力幫助他們以無痛的方式在會考弄個合格;我被他們的志氣毅力誠意感動了,毫不吝嗇付出時間精神扶他們一把。

每天的午飯晚飯,多是一個人在廉價的飯店餐廳吃,也看看報紙鬆弛心神,觀察社會人生百態(這都是以前做中學生沒有機會沒有多大興趣做的),獨個兒沉思、反省見到各式各樣荒唐、悲哀、快樂的事,包括校長校監老師之間的鬥爭胡混事件、同學傾訴的生命故事等,我的心和眼很快打開了,種種以前沒有想過也不關心的事,把我漸漸弄得複雜起來、糊塗起來。

再不是一年前那個祭台上心地單純的輔祭童了。

雖然我仍然堅持頻頻到聖堂,由天主教的角度理解世事人生,但是無可避免地,生命之中出現更重要的使命,更值得關注的層面,把前此幾年佔據著中間位置的宗教事務推到一旁。

做了兼職中學教師,整個人有了完全不同的身份(兩三個月之前才是穿白校服上學的中七學生),生命的取向改變,肩負起新的責任。不出幾個月,身邊天天與共的人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他們是大學的同學和任教兩所學校的同事學生。我變了另一個人,過另一種生活,心態忽然轉變。

那一年是1967年,整個夏天左派搞鬥爭,「遍地菠蘿(土製炸彈)」,香港人心惶惶,經濟政治前景不明朗,深圳河以北各式各樣的消息與謠言不斷傳過來,紅衛兵的殘暴行徑、神州大地的血腥事件、本港各階層人心的風聲鶴唳,令一向心地比較單純、看事物天真簡單的我開始對世事人生的信心動搖起來,加上繼續與張燦輝的交往,多年來成為穩定因素的天主教世界觀也守不住了。

已經是第三年了,一有空就約張燦輝見面,一談就是三幾個鐘頭,他唸中七考港大入學試,我們泡餐廳茶座(其中一處不時流運的名店就是許多同輩懷念的海運大廈巴西咖啡店,我的咖啡癮正是拜老張和該店所賜),反覆探討人生為何之類的問題。許多時候,晚上九時下班見面,談到凌晨三四點。

不久,我開始知道,周兆祥大概做不成神父了,即使有朝一日果然晉鐸,也只會是一個完全不合流的神父,把教會弄得天翻地覆,然後被教會驅逐出門,到社會的紛亂之中追尋召喚。

 

初窺造化秘密的痛苦

1960年代中期,存在主義思潮透過台灣年青知識分子的推介,侵進台灣然後香港的思想界,配合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人社會的衝擊,以及反越戰嬉皮士文化等全球性的浪潮影響,一時之間台灣香港的文化人滿口「虛無」、「徬徨」、「墮落」

以為時尚,像我那樣的年紀和背景際遇,正好最易染上這種流行癥候。

進了大學之後一連好幾個月,內心痛苦惶恐莫名,覺得一切都失去了秩序、失去了理由、失去了意義。

本來兼職的教學工作還真可以支持我蠻幹下去,學生們困境之中的笑臉與感謝多多少少照亮我的生命,但我終於抵受不住精神的壓力。

說也奇怪,工作量大不會鬥垮人,但是一旦感到不知道自己為何要奮鬥,辛辛苦苦築起來的複雜生命秩序就坍下來遍地碎瓦了。

不斷想著要不要自殺。

並不是受了甚麼事件打擊,我沒有情人可以失戀,沒有給講師責難而羞憤,沒有同事學生令我難堪,就只是因為自己覺得這個宇宙太沒意思、人生沒有目的沒有甚麼值得去做。

很強烈感到自己處處被命運安排、作弄,做甚麼事都身不由己,成為了上天一個大計劃的傀儡。

不斷反覆想著莎劇《李爾王》那句台詞(我們中七英國文學要唸此作品):

“As fil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

我們都像是蒼蠅,被頑童作樂肆意玩弄至死,那些「頑童」正是諸天神祗。

究竟天下間有沒有命運?人是否逃得過?怎樣可以面對?這個正是我由中五時代開始至今想了整整30年的問題(相信也是無數人古今中外希望找到答案以安身立命的問題),這麼多年來我怎樣看這一回事,決定了我怎樣生活,生活得怎樣。

記得中五時(十七歲)開始,已經強烈感覺到「為自己不值」:為甚麼周圍的人個個不去想(我以為如此)生命的問題,活得若無其事,安心快活,不必憂慮這些事情,我卻要越想越煩、越煩越想,痛苦莫名?

天下間不是許多happy fools(快快活活的簡單傻瓜)嗎?

為甚麼我不可以做一個?

為甚麼知識、智慧、思想,不但不是令我們幸福,反而令人(至少我)那麼痛苦。

我難道不可以在打開了一扇門窺進造化一點點秘密(其實甚麼也未看清楚)之後,關上門,抹掉那種經驗,回復到未知的原始狀態嗎?

沒有人可以幫助我。

天主也走開了。

 

平靜安詳等待死神

原來,人一旦看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感到處處受命運擺佈,生命就失去了意義。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頻頻質問自己:為甚麼下一餐還要吃飯?為甚麼明天要起床?為甚麼我仍要呼吸?

我體會到:知道生命會結束,而自己主動決定過何以不結束,那種方式的「活下去」才有意思。正如沒有黑暗,光明失去了意義,只有在黑暗的背景之下,光明才愈益顯彰。一時之間,我想不通生命有甚麼好活下去。

說也奇怪,一經過這樣的精神狀態階段,身體很快產生反應:大病一場。醫生說:若果你遲幾個鐘頭送到來醫院,恐怕救不活了。

肉體相當痛苦的20日。

病床上,全白的世界裡,有機會靜下來再三反省,重新組織自己生命的意義,變成了另一個人。

爸媽很擔心,朋友同事同學學生來病房慰問,我好像為了不令他們傷心,也大概為了「面子」,不但不再想死了,反而努力希望康復,及早出院,恢復自由。

我患的是「氣胸」症,病狀是肺膜突然充氣致肺組織,肺功能減弱,於是呼吸不暢順,繼續下去會窒息死亡。

當晚下課回家,忽然覺得呼吸困難,非常辛苦,只有躺下來才好像勉強夠乎吸來維持生命。後來照了X光,醫療人員知道事態嚴重,馬上入院動手術。

那個晚上,知道自己隨時可能離開這個世界,真難以置信,完全沒有驚恐、沒有遺憾、沒有呼天搶地、沒有依依不捨、沒有匆忙想完成甚麼事。不是用基督徒的方式想到升天堂、回歸主懷之類,根本(回想起來也覺奇怪)沒有想過通知教會那邊來做臨終禮儀。只是一個平常人那樣接受死亡,等待它來到,合上眼忽然感到無以名之、從未嘗過的寧靜、安祥、光明、無所牽掛,當時我相信自己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一大半,現在還相信。

醫院裡個個對我太好了,我前所未有地嘗到人間溫暖,也親眼看到病魔怎樣折磨周圍的可憐人,他們又怎樣在絕望之中掙扎求生。

十五日臥床休養,其間做過兩次肉體從來未那麼痛楚的手術,這些日子給予我有生以來最充份的時間、最合適的環境,徹底反省自己的存在是怎麼一回事:我是誰?為甚麼要活下去?自己抱有怎麼樣的價值觀?自己的信仰(包括宇宙觀)有何根據?如果得以活下去又決定活下去,將來大半生要怎樣做人?

這次經驗令我最大的轉變,可能是決心從此獨立做人,也有點信心去做,基督的教義幫不到我多少忙,我由那時開始自己去探索,可以說是創造自己的信仰。

我試圖像以前那樣祈禱,沒有用。

沒有回應。

沒有效果。

我知道以前那種純真簡單的信仰不會再回來了。

 

不再要天父「照著」

得悉有機會短期內出院,興奮得像死囚獲特赦。

出院之前寫了一篇短文,記錄留院期間的內心境況:

「這是最精神的世界──一切只發生在你那個方圓幾十立方公分的腦袋裡面:莎士比亞的喜劇、三國演義、暴動綁架……。那個舞台之外再沒有宇宙。

卻也是最肉體的世界──痛苦是赤裸裸的,寒冷、饑渴、排泄的需要等等竟然是最不留情的真實。你回到了原始的天地。

傷口不斷劇痛。人先以肉體存在。

可見神哪裡萬能?編出斧鑿痕跡這麼重的情節,才終於迫你脫下一切面具,無意中找回自己,明白自己不過是一團欲望和需要,也知道多年胡混的無聊。在這平靜溫暖的角落,開始深信人間並不全是殘酷的。

人需要、可能;值得去掙扎自主嗎?

小時坐在雙層巴士樓上前方右邊第一個位(那時該行是單人位),聚精會神在空氣裡扭舦盤踏服掣打燈響號,相信主宰著這巨無霸真夠神氣。成熟就是你知道自己的幼稚,掙開眼發覺自己原來正揮汗在樓下侷促的司機位上打真軍,肉搏四方八面左穿右插的行人車輪,清楚知道支配這大巴士的是你──也不是你……紅綠燈、行車路線、時間表、車站、打燈、打鐘聲。

見習護士小姐放下了派藥碟和微笑,忽然心血來潮問:『你的哲學是甚麼?』

多年來第一次,我竟然語塞了。

直到這個時期為止,好像一直在溫室中的虛假世界裡做人(正如這篇文字那個比喻之中坐在樓上的假司機那樣)。這樣的話,做人(即是做『傳統』的基督徒)實在太容易了,因為萬事有上帝出頭,祂是鍾愛你的父親,又是全知全能的神,戰無不勝,比任何黑社會教父還厲害,生命還有甚麼好怕?你碰到甚麼困惑,祂自然會教你,你能力不夠,祂會替你出頭,你百年歸老,祂為你安排好永生,只要乖乖地祂所訂的規矩行事就是了。你怎麼也不用愁,因為你現在面對的所有事物,都是假的,真正的生命在於死後……。」

到了臥在床上,廁身上下四方白色的囚牢,動彈不得的境況,才覺悟到這種以前想像的基督徒人生處境,半點也不值得羨慕:如果有永生的希望,時間與存在還何以值得珍惜?如果萬事有天父「照著」,自己做傀儡演戲又有甚麼意思?

我好像一個踩鋼線的演員,忽然發覺原來一直以為下面有周全的救生網,竟是自欺的幻覺,人生是錯了就真正的錯,死了就真正的死,沒有機會從頭來過,你只能憑自己的本事與智慧做事,宇宙之間沒有誰做你的後盾,你也只可對自己負責。

這樣的話,生命更莊嚴了。每一個決定,都是永恆的。

出院之後我清楚感到自己的生命本應結束完場了,現在獲得「加時」,重頭來過。以後大半生做另一個人,尋找理想要實現。

文中提到那位「見習護士小姐」,注定了成為終生伴侶。

 

……………………………

活出悠然的旅程:

祥哥領隊,回到心中,生命從頭來過……

http://www.lifeflowhk.org/2016/08/journey_2016-s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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